[轉貼]從王夫之的文明多元起源論看華夷之辨的實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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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明朝時期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寫的《大中國志》一書,覺得還是很有意思。曾德昭是耶穌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他在中國呆了22年之多，對當時處於明朝末期的中國，應該說瞭解還是比較透徹的。
西班牙人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裡介紹的明朝，時間段主要是萬曆十年以前，基本上屬於明朝中期到晚期的過渡階段，根據的材料主要是這個時期，親自到中國的一些葡萄牙軍人，還有葡萄牙西班牙的傳教士的記載，比如在嘉靖時期海戰中被明朝政府抓住並關進監獄的加列奧特的《中國見聞錄》，在中國廣州住了幾個月的克魯茲寫的《中國情況記》，還有出使中國商議消滅海盜事情的馬丁.德.拉達的記載，根據這些記載，門多薩對中國的富裕繁榮，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禮儀，政治經濟做了高度的評價。
而曾德昭與之不同，他在中國跨越了萬曆，天啟，崇禎三個時代，基本已經屬於明朝滅亡的前夜，那麼他記載下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在明朝政府極端黑暗腐敗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極端痛苦之中云云？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曾德昭筆下的明朝依然是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讚嘆。如果把筆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國和1793年英國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馬嘎爾尼記載下滿清統治的中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明朝末期的中國居然遠比那個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優越的多。
當然，曾德昭在中國大部分的時間都停留在南方，根據記載，他「復入內地後，留居浙江數年，居杭州時為多」。而南方遠比北方富裕繁榮，難免讓他的記載顯得不夠全面，但這並不能影響我們的對照判斷，因為要知道馬嘎爾尼訪問滿清的時候，也是從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馬嘎爾尼記載下的中國南方都是那樣的令人厭惡醜陋。
下面我摘錄一些曾德昭的記載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個港灣停留8天，……，一個砂漏時辰過去，僅僅數數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麼多的船都滿載貨物，便利旅客，簡直是奇蹟。船隻都有頂篷，保持清潔。有的船飾以圖畫，看來是作為遊樂之用的，不是運貨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長壽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見許多精力旺盛和健壯的老人」
「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麼愛吃它」
「中國人特別喜歡花，他們有非常美麗，但不同於我們的花。我們有的，他們也有。有一種沒有甚麼味道的丁香紫羅蘭。他們極力在園子裡種植全年各個季節的花，在園裡，它們看來很希奇。」
「中國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裡生活了22年，離開時和剛到時一樣，擁擠的人群令人驚嘆。情況確是這樣，決非誇張，不僅城鎮及公共場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彙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歐洲通常過大節或群眾集會，如果我們查看總戶籍簿，其中只登錄納稅人口，而不記載婦女兒童、太監、文武教師（人數幾乎無窮），共有5805萬5180人人（引者註：明末中國人口至少在兩億以上，應該接近三億。這也可以和曾德昭這裡的記載相印證，5千多萬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兒童，也不包括文官階層，應該還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階層，所以接近三億應該是保守的估計）」
「這個國家的財富值得稱羨，從上述可以看出，除盛產各種穀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東西以外，他們還把所有東方最好最貴重的商品售賣給外國人。」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註：這裡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福建省）這個省濱海，是中國輸出大量商品又一個優良港口，當地的勤勞百姓，把貨物運往馬尼拉、日本等地區」
「在海關……有更多的方便。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只察看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徵收一筆適當的稅。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著奴僕，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這對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好榜樣，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
「（浙江）論富庶它超過許多其他省，可以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它的特產是絲綢，無論生絲還是成品，也不管是繭還是原料，都運往各地。總之，中國輸出的絲綢，都產自該省」
「南方九省的最後一省是南京，……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其西部地區最富庶，盛產棉紗，……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台織布機。……由於織布機小巧，一間屋子內常常安放許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
「南京城……我認為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以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它有令人驚羨的遊樂場所，境內人口眾多，……各處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此外，無數的宮殿、廟宇、樓塔以及橋樑，使城市顯得非常壯麗。」
「中國人天生好經商，不僅從一省到另一省做買賣，獲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裡有的東西，街上幾乎都有售賣。……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時（葡人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點）」
「中國人溫良多禮，喜交談，因此，在這點上，我們那些僅住在澳門和廣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為他們在那裡可以說是處於不斷的戰爭狀態，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僕和中國人之間每天都發生矛盾衝突。……但在中國其他省份和內地，如我們所述，他們恭敬有禮的和我們交談，所有集會上都把我們當作上賓，不為別的，只因我們是異邦人，因此他們稱我們是來自遠方國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時，他們從不拒絕借給我們所需求的東西，即使價值超過我們給他們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他們最喜歡的歐洲工藝品是我們的鐘，但現在他們已生產很好的桌鐘，並能生產類似的小鐘，價錢和我們的相當，他們生產的某些東西，如在我們這兒生產，價錢會十分昂貴」
老實說，在曾德昭的記載中，最讓我注意的並非是關於物質財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這一段話：
「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這樣的評價和長期以來灌輸給我們的明朝中國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來，從小到大，我們被灌輸的明朝中國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樣的，所以明清明清，總是放在一起說，其次，那時候的中國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觀天，以天朝上國自居，對西方外來事物不屑一顧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這樣的灌輸，當然根本是錯誤的。最根本錯誤就在於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來，實際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從明朝到清朝，文明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中國人的氣質和心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明朝的中國人眼界宏大，心胸開闊，能熱情積極的引進吸收外國先進的事物，這從曾德昭的記載中也得到了證明！而到了將近兩百年後的滿清統治下，那個「英明聖武」的乾隆皇帝寫出的卻是這樣愚昧的令人鄙視的文字「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筋，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其實我在過去的文章已經指出明代的人心態普遍是積極開放，豁達自信，有宏大的眼界，開闊的胸襟，並且用大量的事實加以證明，這裡不妨再引用一下：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一直做到兵部尚書的王廷相就已經在中說
「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天象之變，皆為中國之君譴告之，偏矣。以為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
王廷相認為中國只不過是這千百個國家中的平等一個，認為如果天象之變都「為中國之君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說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
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明當時明朝的知識分子對於對於天下的認識已經相當開闊，不再把目光僅僅侷限在中國本土，而是確切認識到中國不過是世界許多國家中的普通一個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記載的明朝內閣首輔葉向高的事蹟，當時利馬竇死後，明朝政府賜予葬地「時有內宦言於相國葉文忠（葉向高）曰：『諸遠方來賓，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如無論其它，即其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明朝的內閣首相如此看重幾何原本，可見胸襟見識不凡。
再拿一個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滿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這又是何等豁達，是何等自信開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說的好，明朝「沒有人號召『師夷之長』，因為根本用不著號召。明朝人對待各種技術的一般態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來自哪裡。」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心態，儘管當時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騷擾中國，被中國軍隊打敗，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夠積極的向被自己打敗擊退的敵人身上學習好的東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將佔據屯門的葡萄牙人驅除.明軍當時的將領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潰不成軍，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軍俘虜，就連從暹羅開往中國的葡萄牙船隻也大部被捕獲．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軍覆沒，只得連夜潰逃而去．汪鋐在屯門打敗了葡萄牙人之後，繳獲了許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槍炮．他馬上上疏給明朝政府，認為這個兵器發展的潛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製改進並裝備部隊．明朝政府馬上聽從了汪鋐的建議，並提升汪鋐為右都御史，專門負責這件事情．以後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當敏銳的緊跟整個世界的動態，一發現最新式的火器，馬上就是不遺餘力的大規模仿製和改進，並且自身獨立研製和創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斷增長，到最後無論在火器的研製還是火器的裝備規模上已經有反超西方的趨勢。
甚至對於來訪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員都不會放過他們隨身攜帶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製。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著的《中華大帝國史》中記述菲律賓群島聖奧古斯丁會主教馬丁.德.拉達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羅尼莫.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軍人到明朝來聯絡消滅中國海盜林風的事情，其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下一天，總督派人去訪問我們的人，向他們要一把劍，一支火繩槍和一個火藥桶：因為他要據此製造。我們的人把這些送去，後來得知他們仿製了，儘管不那麼完全相同。」
有人會問了，你上面說的這些東西，和你這篇文章的題目有什麼關係？不要急，肯定是有關係的。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傳統觀念裡有一個華夷之辨的觀念，而我們一直被灌輸的思想就是「華夷之辨」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反映了中國傳統觀念的封閉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所以要加以嚴厲的批判。可事實真的如此麼？為什麼歷史事實和這樣的說法完全不同呢。事實上看一下漢，唐，宋，明這些以漢人為主導民族建立的國家，無一不是有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對外來文明中優秀的東西抱著虛心學習，積極吸收的態度，這些時代的人民也好，知識分子的主流也好，普遍都有開放豁達的心態。這樣的事實，不能不和某些人所批判的華夷之辨的觀念產生衝突。
華夷之辨真實內涵究竟是什麼？其實明朝的瞿太素已經表達的很清楚了！瞿太素說：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顯然瞿太素在這裡表達的華夷之辨的實質不是國家之辨，民族之辨，地域之辨，而是文明與野蠻之辨！中國傳統觀念裡的「華夷之辨」，從來排斥的不是其他文明中優秀的先進的東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蠻的落後的東西，對文明，哪怕是來自再遙遠的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國都是抱著開放的態度來接納和吸收的
如果覺得瞿太素說的還是不夠詳細，不夠透徹。那麼就讓我們來看明朝培育出來的末期四大思想巨頭（這四巨頭是方以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之一的王夫之說的一段話。在王夫之的這段話裡，他提出了在他那個時代，相當大膽驚人的假說，放在當時全世界範圍來看，這也是最為先進的而且相當具有獨創性和前瞻性的思想。
讓我們先來看他的原話
「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大昊以前，中國人不過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臨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比中國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會，只不過因為人力不通，所以那邊文明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時候，中國這邊由於處於野蠻狀態，而不能知道罷了。而到了中國文明強盛起來的時候，那邊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顯示出它的光輝，所以中國這邊也還是不能知道罷了。
這段話本質上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也就是「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別創始的多遠獨立發生論」。並且這裡還包含了兩個具體的觀點，第一個是文明在空間上的波動起伏，也就是同一時間裡，當中國文明處於矇昧野蠻狀態的時候，別的地方文明已經相當強大，反之亦然。第二個是文明在時間上的波動起伏，中國從野蠻進到文明（再進一步，還完全可能從文明變回野蠻，王夫之在下面做了論述），而其他地方的文明也會經歷這樣波動起伏的過程。
這段話大膽創新到什麼程度，我們只要對比同期西方的思想就清楚了，當時的西方理解的世界文明歷史，還完全是按照聖經的記載，也就是現在的世界的文明都是從大洪水以後挪亞方舟保存的生命開始而流傳下來的，當西方從傳教士那裡得知中國的歷史長度超出了聖經的記載，還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這時候王夫之卻已經大膽的提出中國的文明並不是最古老的，完全有可能存在比中國更早的文明，更先進的文明，這不能不說是相當有創造力，相當大膽，領先於整個世界的思想。
當然在幾十年以後，西方意大利的維柯（1670-1744）也提出了類似的假說，但他提出的水平卻遠遠低於王夫之，論證的過程帶有神秘氣味，而王夫之則完全是根據理性的推理。
王夫之說「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
也就是王夫之先考察近的地方、小的地方（這主要是他根據對中國的一些先進地區，落後地區的考察，這些地區文明與野蠻程度的互相轉化而說的，我偷懶就不在這裡摘錄了）得到的規律，然後再推廣荒遠的地方，經過這樣的理性分析，邏輯推理才得出結論說，當中國處於混沌野蠻的時候，遙遠的別的地方卻處在文明狀態，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接下來王夫之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這是值得格外注意的，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他說「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明一會兒明亮，一會兒熄滅，將來必定消失退化到沒有文明的狀態，人也退化返回到軒轅以前，沒有一個不是夷狄（「蔑不夷矣」）。顯然這裡的「夷」正是和文明對立的野蠻的同意詞。
王夫之這裡，為什麼要這麼說？他正是看到了當時中國被野蠻的滿清所統治，因此作出了這樣一個大膽的預言，應該說他的預言完全得到了證實。明朝時期中國被西方傳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經過滿清兩百多年的統治之後，到滿清末期，幾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都成為了一個野蠻的國家，人民都是野蠻的半開化的人。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王夫之悲痛的預言。
為了更清楚的理解王夫之的觀點，我們不妨再看看他的文明進化論的觀點（事實上已經接近生物進化論的門檻了）。王夫之說「
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備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所謂飢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直立之獸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這塊地方，在軒轅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獸（在這裡王夫之，已經提出了動物禽獸進化成人的概念，當然明朝正德年間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經提出了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概念，可以說是進化論思想的先驅）。
很顯然，王夫之這裡的所說的夷狄不是一個國家概念，不是一個民族概念，更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個判別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著野蠻。
華夷之辨中的「夷」既然代表的是野蠻，那麼與之相對應的「華」當然同樣不是一個民族概念或地域概念，而是代表文明。
華夷之辨的實質就是文明與野蠻之辨。中國傳統觀念裡華夷之辨的要害就在於保衛文明，抵抗野蠻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蠻對文明的侵略導致的社會倒退文明破壞的悲劇的發生。即便從現代來看，華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極其先進，不容質疑的。
正是從文明進化，防止野蠻民族對文明的破壞，使社會發生嚴重倒退停滯的宏觀大視角出發，王夫之斬釘截鐵擲地有聲的提出一個論斷「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這話，百年之下，讀來，猶如雷震耳，虎虎有生氣。翻譯成白話，就是說，一個文明國家的政權，可以讓出來，可以繼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變動，但決不能讓野蠻加以統治摻雜。那樣就會導致文明停滯倒退甚至毀滅的災難性的後果，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根據王夫之評傳一書的作者所說，事實上「在王夫之看來，純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長處，而如果華夏的文化退化為『夷』，為『野』，那所產生出來的乃是一種更加不祥的新劣種」，中國在明滅亡之後，悲劇性的歷史發展進程，也證實了王夫之的這種觀點，不能不說王夫之的思想實在是具有相當的洞察力。
但王夫之也並沒有因此陷入絕對的悲觀絕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臨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
也就是說王夫之深信，就算中國的文明毀滅了消亡了熄滅了，用他的話說「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但在這日照月臨之下的世界上，肯定還會有別的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只要文明的火種還能在『日照月臨之下』的世界上傳承下去，那也就沒有什麼好怨怪的。
另一方面，王夫之也深信，中國的文明雖然目前處於滿請的殘暴壓制之下，趨於毀滅，但將來一定還會有崛起的那一天，他充滿激情的預言「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強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也就是只要能族類強植，仁勇競命，就算經歷一百個世代，中國的文明也終有消除弱喪之禍，重新崛起的時候！
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滿清統治以前中國「華夷之辨」的觀念實質就是文明與野蠻之辨！只有到了滿清統治下，這個概念才被閹割歪曲成一個愚昧狹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觀念，才炮製出什麼「學夷長技以制夷」這種不倫不類的畸形口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凱迪社區主帖club.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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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明朝時期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寫的《大中國志》一書,覺得還是很有意思。曾德昭是耶穌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他在中國呆了22年之多，對當時處於明朝末期的中國，應該說瞭解還是比較透徹的。
西班牙人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裡介紹的明朝，時間段主要是萬曆十年以前，基本上屬於明朝中期到晚期的過渡階段，根據的材料主要是這個時期，親自到中國的一些葡萄牙軍人，還有葡萄牙西班牙的傳教士的記載，比如在嘉靖時期海戰中被明朝政府抓住並關進監獄的加列奧特的《中國見聞錄》，在中國廣州住了幾個月的克魯茲寫的《中國情況記》，還有出使中國商議消滅海盜事情的馬丁.德.拉達的記載，根據這些記載，門多薩對中國的富裕繁榮，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禮儀，政治經濟做了高度的評價。
而曾德昭與之不同，他在中國跨越了萬曆，天啟，崇禎三個時代，基本已經屬於明朝滅亡的前夜，那麼他記載下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在明朝政府極端黑暗腐敗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極端痛苦之中云云？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曾德昭筆下的明朝依然是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讚嘆。如果把筆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國和1793年英國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馬嘎爾尼記載下滿清統治的中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明朝末期的中國居然遠比那個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優越的多。
當然，曾德昭在中國大部分的時間都停留在南方，根據記載，他「復入內地後，留居浙江數年，居杭州時為多」。而南方遠比北方富裕繁榮，難免讓他的記載顯得不夠全面，但這並不能影響我們的對照判斷，因為要知道馬嘎爾尼訪問滿清的時候，也是從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馬嘎爾尼記載下的中國南方都是那樣的令人厭惡醜陋。
下面我摘錄一些曾德昭的記載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個港灣停留8天，……，一個砂漏時辰過去，僅僅數數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麼多的船都滿載貨物，便利旅客，簡直是奇蹟。船隻都有頂篷，保持清潔。有的船飾以圖畫，看來是作為遊樂之用的，不是運貨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長壽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見許多精力旺盛和健壯的老人」
「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麼愛吃它」
「中國人特別喜歡花，他們有非常美麗，但不同於我們的花。我們有的，他們也有。有一種沒有甚麼味道的丁香紫羅蘭。他們極力在園子裡種植全年各個季節的花，在園裡，它們看來很希奇。」
「中國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裡生活了22年，離開時和剛到時一樣，擁擠的人群令人驚嘆。情況確是這樣，決非誇張，不僅城鎮及公共場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彙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歐洲通常過大節或群眾集會，如果我們查看總戶籍簿，其中只登錄納稅人口，而不記載婦女兒童、太監、文武教師（人數幾乎無窮），共有5805萬5180人人（引者註：明末中國人口至少在兩億以上，應該接近三億。這也可以和曾德昭這裡的記載相印證，5千多萬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兒童，也不包括文官階層，應該還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階層，所以接近三億應該是保守的估計）」
「這個國家的財富值得稱羨，從上述可以看出，除盛產各種穀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東西以外，他們還把所有東方最好最貴重的商品售賣給外國人。」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註：這裡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福建省）這個省濱海，是中國輸出大量商品又一個優良港口，當地的勤勞百姓，把貨物運往馬尼拉、日本等地區」
「在海關……有更多的方便。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只察看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徵收一筆適當的稅。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著奴僕，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這對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好榜樣，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
「（浙江）論富庶它超過許多其他省，可以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它的特產是絲綢，無論生絲還是成品，也不管是繭還是原料，都運往各地。總之，中國輸出的絲綢，都產自該省」
「南方九省的最後一省是南京，……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其西部地區最富庶，盛產棉紗，……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台織布機。……由於織布機小巧，一間屋子內常常安放許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
「南京城……我認為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以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它有令人驚羨的遊樂場所，境內人口眾多，……各處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此外，無數的宮殿、廟宇、樓塔以及橋樑，使城市顯得非常壯麗。」
「中國人天生好經商，不僅從一省到另一省做買賣，獲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裡有的東西，街上幾乎都有售賣。……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時（葡人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點）」
「中國人溫良多禮，喜交談，因此，在這點上，我們那些僅住在澳門和廣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為他們在那裡可以說是處於不斷的戰爭狀態，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僕和中國人之間每天都發生矛盾衝突。……但在中國其他省份和內地，如我們所述，他們恭敬有禮的和我們交談，所有集會上都把我們當作上賓，不為別的，只因我們是異邦人，因此他們稱我們是來自遠方國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時，他們從不拒絕借給我們所需求的東西，即使價值超過我們給他們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他們最喜歡的歐洲工藝品是我們的鐘，但現在他們已生產很好的桌鐘，並能生產類似的小鐘，價錢和我們的相當，他們生產的某些東西，如在我們這兒生產，價錢會十分昂貴」
老實說，在曾德昭的記載中，最讓我注意的並非是關於物質財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這一段話：
「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這樣的評價和長期以來灌輸給我們的明朝中國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來，從小到大，我們被灌輸的明朝中國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樣的，所以明清明清，總是放在一起說，其次，那時候的中國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觀天，以天朝上國自居，對西方外來事物不屑一顧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這樣的灌輸，當然根本是錯誤的。最根本錯誤就在於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來，實際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從明朝到清朝，文明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中國人的氣質和心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明朝的中國人眼界宏大，心胸開闊，能熱情積極的引進吸收外國先進的事物，這從曾德昭的記載中也得到了證明！而到了將近兩百年後的滿清統治下，那個「英明聖武」的乾隆皇帝寫出的卻是這樣愚昧的令人鄙視的文字「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筋，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其實我在過去的文章已經指出明代的人心態普遍是積極開放，豁達自信，有宏大的眼界，開闊的胸襟，並且用大量的事實加以證明，這裡不妨再引用一下：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一直做到兵部尚書的王廷相就已經在中說
「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天象之變，皆為中國之君譴告之，偏矣。以為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
王廷相認為中國只不過是這千百個國家中的平等一個，認為如果天象之變都「為中國之君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說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
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明當時明朝的知識分子對於對於天下的認識已經相當開闊，不再把目光僅僅侷限在中國本土，而是確切認識到中國不過是世界許多國家中的普通一個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記載的明朝內閣首輔葉向高的事蹟，當時利馬竇死後，明朝政府賜予葬地「時有內宦言於相國葉文忠（葉向高）曰：『諸遠方來賓，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如無論其它，即其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明朝的內閣首相如此看重幾何原本，可見胸襟見識不凡。
再拿一個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滿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這又是何等豁達，是何等自信開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說的好，明朝「沒有人號召『師夷之長』，因為根本用不著號召。明朝人對待各種技術的一般態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來自哪裡。」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心態，儘管當時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騷擾中國，被中國軍隊打敗，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夠積極的向被自己打敗擊退的敵人身上學習好的東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將佔據屯門的葡萄牙人驅除.明軍當時的將領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潰不成軍，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軍俘虜，就連從暹羅開往中國的葡萄牙船隻也大部被捕獲．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軍覆沒，只得連夜潰逃而去．汪鋐在屯門打敗了葡萄牙人之後，繳獲了許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槍炮．他馬上上疏給明朝政府，認為這個兵器發展的潛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製改進並裝備部隊．明朝政府馬上聽從了汪鋐的建議，並提升汪鋐為右都御史，專門負責這件事情．以後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當敏銳的緊跟整個世界的動態，一發現最新式的火器，馬上就是不遺餘力的大規模仿製和改進，並且自身獨立研製和創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斷增長，到最後無論在火器的研製還是火器的裝備規模上已經有反超西方的趨勢。
甚至對於來訪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員都不會放過他們隨身攜帶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製。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著的《中華大帝國史》中記述菲律賓群島聖奧古斯丁會主教馬丁.德.拉達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羅尼莫.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軍人到明朝來聯絡消滅中國海盜林風的事情，其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下一天，總督派人去訪問我們的人，向他們要一把劍，一支火繩槍和一個火藥桶：因為他要據此製造。我們的人把這些送去，後來得知他們仿製了，儘管不那麼完全相同。」
有人會問了，你上面說的這些東西，和你這篇文章的題目有什麼關係？不要急，肯定是有關係的。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傳統觀念裡有一個華夷之辨的觀念，而我們一直被灌輸的思想就是「華夷之辨」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反映了中國傳統觀念的封閉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所以要加以嚴厲的批判。可事實真的如此麼？為什麼歷史事實和這樣的說法完全不同呢。事實上看一下漢，唐，宋，明這些以漢人為主導民族建立的國家，無一不是有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對外來文明中優秀的東西抱著虛心學習，積極吸收的態度，這些時代的人民也好，知識分子的主流也好，普遍都有開放豁達的心態。這樣的事實，不能不和某些人所批判的華夷之辨的觀念產生衝突。
華夷之辨真實內涵究竟是什麼？其實明朝的瞿太素已經表達的很清楚了！瞿太素說：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顯然瞿太素在這裡表達的華夷之辨的實質不是國家之辨，民族之辨，地域之辨，而是文明與野蠻之辨！中國傳統觀念裡的「華夷之辨」，從來排斥的不是其他文明中優秀的先進的東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蠻的落後的東西，對文明，哪怕是來自再遙遠的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國都是抱著開放的態度來接納和吸收的
如果覺得瞿太素說的還是不夠詳細，不夠透徹。那麼就讓我們來看明朝培育出來的末期四大思想巨頭（這四巨頭是方以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之一的王夫之說的一段話。在王夫之的這段話裡，他提出了在他那個時代，相當大膽驚人的假說，放在當時全世界範圍來看，這也是最為先進的而且相當具有獨創性和前瞻性的思想。
讓我們先來看他的原話
「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大昊以前，中國人不過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臨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比中國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會，只不過因為人力不通，所以那邊文明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時候，中國這邊由於處於野蠻狀態，而不能知道罷了。而到了中國文明強盛起來的時候，那邊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顯示出它的光輝，所以中國這邊也還是不能知道罷了。
這段話本質上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也就是「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別創始的多遠獨立發生論」。並且這裡還包含了兩個具體的觀點，第一個是文明在空間上的波動起伏，也就是同一時間裡，當中國文明處於矇昧野蠻狀態的時候，別的地方文明已經相當強大，反之亦然。第二個是文明在時間上的波動起伏，中國從野蠻進到文明（再進一步，還完全可能從文明變回野蠻，王夫之在下面做了論述），而其他地方的文明也會經歷這樣波動起伏的過程。
這段話大膽創新到什麼程度，我們只要對比同期西方的思想就清楚了，當時的西方理解的世界文明歷史，還完全是按照聖經的記載，也就是現在的世界的文明都是從大洪水以後挪亞方舟保存的生命開始而流傳下來的，當西方從傳教士那裡得知中國的歷史長度超出了聖經的記載，還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這時候王夫之卻已經大膽的提出中國的文明並不是最古老的，完全有可能存在比中國更早的文明，更先進的文明，這不能不說是相當有創造力，相當大膽，領先於整個世界的思想。
當然在幾十年以後，西方意大利的維柯（1670-1744）也提出了類似的假說，但他提出的水平卻遠遠低於王夫之，論證的過程帶有神秘氣味，而王夫之則完全是根據理性的推理。
王夫之說「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
也就是王夫之先考察近的地方、小的地方（這主要是他根據對中國的一些先進地區，落後地區的考察，這些地區文明與野蠻程度的互相轉化而說的，我偷懶就不在這裡摘錄了）得到的規律，然後再推廣荒遠的地方，經過這樣的理性分析，邏輯推理才得出結論說，當中國處於混沌野蠻的時候，遙遠的別的地方卻處在文明狀態，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接下來王夫之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這是值得格外注意的，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他說「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明一會兒明亮，一會兒熄滅，將來必定消失退化到沒有文明的狀態，人也退化返回到軒轅以前，沒有一個不是夷狄（「蔑不夷矣」）。顯然這裡的「夷」正是和文明對立的野蠻的同意詞。
王夫之這裡，為什麼要這麼說？他正是看到了當時中國被野蠻的滿清所統治，因此作出了這樣一個大膽的預言，應該說他的預言完全得到了證實。明朝時期中國被西方傳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經過滿清兩百多年的統治之後，到滿清末期，幾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都成為了一個野蠻的國家，人民都是野蠻的半開化的人。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王夫之悲痛的預言。
為了更清楚的理解王夫之的觀點，我們不妨再看看他的文明進化論的觀點（事實上已經接近生物進化論的門檻了）。王夫之說「
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備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所謂飢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直立之獸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這塊地方，在軒轅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獸（在這裡王夫之，已經提出了動物禽獸進化成人的概念，當然明朝正德年間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經提出了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概念，可以說是進化論思想的先驅）。
很顯然，王夫之這裡的所說的夷狄不是一個國家概念，不是一個民族概念，更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個判別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著野蠻。
華夷之辨中的「夷」既然代表的是野蠻，那麼與之相對應的「華」當然同樣不是一個民族概念或地域概念，而是代表文明。
華夷之辨的實質就是文明與野蠻之辨。中國傳統觀念裡華夷之辨的要害就在於保衛文明，抵抗野蠻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蠻對文明的侵略導致的社會倒退文明破壞的悲劇的發生。即便從現代來看，華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極其先進，不容質疑的。
正是從文明進化，防止野蠻民族對文明的破壞，使社會發生嚴重倒退停滯的宏觀大視角出發，王夫之斬釘截鐵擲地有聲的提出一個論斷「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這話，百年之下，讀來，猶如雷震耳，虎虎有生氣。翻譯成白話，就是說，一個文明國家的政權，可以讓出來，可以繼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變動，但決不能讓野蠻加以統治摻雜。那樣就會導致文明停滯倒退甚至毀滅的災難性的後果，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根據王夫之評傳一書的作者所說，事實上「在王夫之看來，純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長處，而如果華夏的文化退化為『夷』，為『野』，那所產生出來的乃是一種更加不祥的新劣種」，中國在明滅亡之後，悲劇性的歷史發展進程，也證實了王夫之的這種觀點，不能不說王夫之的思想實在是具有相當的洞察力。
但王夫之也並沒有因此陷入絕對的悲觀絕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臨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
也就是說王夫之深信，就算中國的文明毀滅了消亡了熄滅了，用他的話說「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但在這日照月臨之下的世界上，肯定還會有別的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只要文明的火種還能在『日照月臨之下』的世界上傳承下去，那也就沒有什麼好怨怪的。
另一方面，王夫之也深信，中國的文明雖然目前處於滿請的殘暴壓制之下，趨於毀滅，但將來一定還會有崛起的那一天，他充滿激情的預言「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強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也就是只要能族類強植，仁勇競命，就算經歷一百個世代，中國的文明也終有消除弱喪之禍，重新崛起的時候！
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滿清統治以前中國「華夷之辨」的觀念實質就是文明與野蠻之辨！只有到了滿清統治下，這個概念才被閹割歪曲成一個愚昧狹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觀念，才炮製出什麼「學夷長技以制夷」這種不倫不類的畸形口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凱迪社區主帖club.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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